张越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特点与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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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体系中处于何种样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趋势而在学术和现实中发挥作用？新时代下，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时总结和深入探讨。

作者：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自：《史学月刊》2022年第7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11期

从20世纪20—40年代唯物史观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到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再到改革开放后形成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中国史学多元发展的态势，及至当代主流史学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了从边缘到主流、从封闭到开放、从反思到继续探索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体系中处于何种样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趋势而在学术和现实中发挥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时总结和深入探讨。

多元并存的史学范式与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当代中国史学经由改革开放出现了若干新的发展走向，逐渐形成了史学范式多元并存的新局面，且对21世纪后中国史学的影响日渐深入。概括言之，主要有三大趋向呈方兴未艾之势：第一，“回到乾嘉去”的呼声促使史料和实证研究被格外重视起来，在重温民国史学过程中，人们对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民国史学家在史料考证方面的观念或成就给予了充分解读。第二，域外史学观念与方法的涌入，既大大开阔了中国史家的眼界，也有令人目不暇接、顾此失彼之感，从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学术“一边倒”转变为80年代后向欧美国家学术倾斜，法国年鉴学派、德国概念史、美国新史学、欧美的新文化史和后现代史学，都给中国史家带来了许多灵感。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美国“新清史”“想象的共同体”“在中国发现历史”等理论观点在中国史研究的多个重要领域都曾受到追捧。第三，“国学”不仅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再次形成“国学”热潮，而且儒学被视为“复兴”传统文化、抵制“西方中心论”的希望所在。这些变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甚大，如学者所指出的：我国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呈现出一种逐步弱化的趋势；时过境迁，当今学术研究范式多元并存，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其他学术思潮的严峻挑战。主流史学界充分意识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过往发展、未来走向及重要理论问题成为重点讨论的议题。

这些趋向的形成及其认知的扩展，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仅就学术层面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49年后居中国大陆史学的主流地位，是新政权建立后的必然之势。新中国建立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有着学术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为充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克服“战时史学”出现的弊端作出了很大努力，也获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不断展开的政治运动严重干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常发展。对比上述几种新的史学趋向，必须承认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地位有一定削弱并受到其他学术思潮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以往存在的公式化、教条化地运用理论，对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既缺乏了解又盲目排斥，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史学遗产更多地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等等。此误区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呈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通过对中外新旧史学主旨观念的“告别”“回归”“重写”“引进”“融通”“建构”“反思”“重塑”等尝试和努力，历史研究取得的成效非常明显，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新现象：研究内容碎片化、研究主题形式化、成果表述玄学化，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思想性。

与之相关的是，域外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对当代中国史学思想领域特别是在宏观理论层面产生各种影响，有着或多或少的启发。不过，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开始更理性地看待之。事实上，真正能够做到细致扎实地厘清唯物史观理论体系、有着近百年用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的学术实践经历、不间断地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古代历史的社会形态并确定中国近代历史的社会性质、为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重要历史理论贡献的，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莫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重在探讨社会性质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的核心理论问题，社会性质问题在当代中国史学“多元”发展的语境中，依然是最为有力的理论支点。

继续探索中的

唯物史观史学研究

1999年11月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合作发起的“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学术研讨会，所讨论的中心问题“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期与社会形态”，提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以社会形态理论为重点探讨中国历史整体进程所具备的学术意义，唯物史观史学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等话语体系仍然是最主要的理论依凭。在新的学术语境中怎样认识、理解、运用唯物史观，成为进入21世纪后便遇到的关键问题。《历史研究》于2001年第4期发表了《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作者阐述了“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理论方向进行思考”的心得，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视域及其历史洞察力，在我们时代是无法超越的，但唯物史观却是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论述了“重新理解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形态”。该文引发了人们对唯物史观及相关问题的深层次讨论。有学者指出：从苏联传过来的唯物史观，证明它确实有许多严重缺陷，但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本身的正确性，所谓“严重缺陷”，“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缺陷，而是后人对唯物史观的误释或曲解造成的问题”。另有学者认为“尽管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当代生活本身仍然可以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内得到很好的解释”，苏联版唯物史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版唯物史观虽不能说纹丝不差，但原则上没有多少出入却是真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补充了原版唯物史观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此次争论涉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再探讨，使得唯物史观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可望通过学术界的讨论得以深化，而这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加深对唯物史观真谛的理解，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深入探讨持续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所得出的认识值得重视，如“社会形态学说是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论和有效方法”，还有“唯物史观及其指引下的历史学的科学品格，恰恰证明了它具有充分的‘可证伪性’的科学品格”等。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场域中，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的“无奴论”再度崛起，中国古史分期“新说”涌现，“封建”名实问题的热烈讨论等，其核心问题均指向社会性质。一些学者结合卜辞铭文、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材料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成模式和发展特点，这是反思怎样破除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公式化和教条化问题的积极尝试。“封建”概念名实问题的讨论，直接涉及辨析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性质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封建”一词用于“封建社会”名实错位且不合古义，是对“封建”的误用；另有学者则认为，近代以来很多概念在使用时出现名实不符的情况，概念使用的古今演变有其合理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封建社会”并不背离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原意，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创新成果。

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封建社会形态的认知，还牵涉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定性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学术上论定的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是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共民主革命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以唯物史观社会形态说立论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性质与“两半论”的学理依据前后相关联，古代的封建社会形态和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历史发展叙事中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叙事链，由此中国近代历史的“革命史”和“现代化”等研究范式方能得以全面解读。一个不能回避的基本事实是，若否定秦汉以来至鸦片战争的中国为封建社会，则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性也就无从谈起。虽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一定完全因时局变迁而单线推理来得那么直接，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成功的历史事实，应成为考验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适应度”的重要史实权重。

从学术角度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重点，在当代中国史学多元发展的格局中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其从社会性质的角度阐释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特点和历史分期、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和研究范式、探讨中华民族起源与文明形成过程、论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等宏观性历史问题，都有着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

稳步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持续成为学界关注热点，但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史的研究，无论在重视程度还是在成果数量上，均低于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对傅斯年、胡适、陈寅恪等史家的研究力度和评价，与对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和评价相比，差别十分明显。以往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脱离时代与学术语境，用所谓“学术独立”的单一标准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味突出其现实功能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内在学术逻辑，批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论题是“假问题”“伪问题”；另一种是，不能正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特定时期为革命目标和政治需要以史学服务于现实的实际情况，有意无意地回避如此做法存在的对历史学发展的消极影响，不能接受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的学术批评。这两种倾向都有碍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近年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专题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问题、更全面地研究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成果明显增加。量的积累必然导致对质的新要求，关注度的提升带来的是更多维度的问题意识，既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促使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以往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多的是就史家著述立论，对史家著述后面的各种研究动机和现实语境关注不够，近年的研究开始改变单一的文本定性模式，将文本呈现与时代语境相结合。如对郭沫若《十批判书》的研究，除了澄清所谓“抄袭”的不实之说，还经历了从研究总结原书的思想特点，到考察其“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再到探析其“写作语境与意图”的研究过程，揭示了这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名著的著述成因、文本境遇、学术价值，折射出相关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生态。社会史论战前后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历史问题的人员背景较为复杂，其中一些非中共学者有着较高的理论素养，不宜完全排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围之外。同样作为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资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翻译以及结合中国历史所作的研究，也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从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到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史家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际谱系及其学术见解的前后承继，正在成为课题关注点。以往的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史家形塑为观点、立场完全一致的学术共同体，其实在诸多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同观点，出现过多次激烈争论，相关研究努力厘清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不同学术观点的形成和争议，并将已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创获融入已经发展或更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话语中，这对于深层次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一直存在着史料与理论间的张力，通过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完全不重视史料的偏颇之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兼顾史料、理论和时代三个维度，关照史料与理论、学术与现实等层面的互动关系，不能仅突出其现实诉求而弱化学术内涵，亦不可仅注重其学术权重而忽视现实旨归，诸如此类的认识，被更多的研究者所认同并接受。

在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中国更积极主动地面向世界的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继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与其相关的概念范畴乃是中国史学当代话语体系的核心；而加强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发掘和梳理其中的有价值、有意义的成果，加以继承和发扬，同时借鉴和吸收外国史学的一切积极成果所提供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都是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当代建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资源。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克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同时，又必须防止崇拜西学的新教条主义滋生。其建设路径是吸收融合中国古老的史学传统，立足中国历史本身，致力于打造中国史研究的原创性概念、命题和理论话语。

总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20世纪前半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研究体系和基本的学科规模，新中国成立后居主流地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理念已融入中国史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当代中国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浑然一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有着鲜明的实践特征和突出的学术创造力，事实证明其有能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承担中国史学继续发展创新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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